在以 Uber 为代表的“共享型经济”下，自由职业越来越吃香，但人的能力和背景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 Uber 这类公司的崛起，各个领域的企业都在开拓思维，将客户和员工用一种有时被称为“新共享型经济”的形式联系起来。现在出现了在线私人教师、帮遛狗，以及包裹和食品杂货派送业务，还有其他许多选择，而且这样的企业可能会越来越多。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喜欢 Uber 带来的竞争，但是随着这些新兴组织的发展壮大，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地考虑赢家和输家的关系。它们为顾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很明显，但是对于市场另一端的员工来说，这总的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在 Uber 的赞助下，Uber 的 Jonathan V. Hall 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Alan B. Krueger 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Uber 司机比典型的出租车司机和私人司机赚得多。经济学家 Gene Sperling 与 Airbnb 合作，做了一项关于 Airbnb 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项业务有助于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
在纽约下曼哈顿（Lower Manhattan）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Taxi & Limousine Commission）的办公室外面，Uber 的支持者正在举行游行示威，支持 Uber。
最近，加州劳工专员办公室（the California Labor Commissioners Office）裁定一名 Uber 司机是 Uber 的正式员工，而不是合同工。Uber 正在提起上诉，而在其他州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们仍然不知道围绕这类服务的法律将会如何制定，但是像 Uber 和 Airbnb 这样的机构的经济效率显得非常稳健。
这样的服务可能会越来越多。如果是这样的话，关于它们的广泛含义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在缺乏大量系统数据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将如何考虑这些新趋势产生的效果呢？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种所谓的共享经济使得工人们能够更加弹性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司机不需要做全职，也不需要在出租车站点附近等待下一位乘客就能够有收入。工人们能够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闲暇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包括学习大学课程、自学编程，或者同时为别人提供别的共享服务：如果没有人要搭车的话，那么就去帮助别人修缮房子。
一句话，这些方面的发展有利于那些愿意将他们的闲暇时间利用起来的工人。这些工人一般来说都是做事主动的人和能够迅速转换角色的人。把他们想象成严于律己和野心勃勃的任务切换器吧。许多人是这样的，但是当然了，并非每个人都是。
这时问题就出现了。根据 Hall 和Krueger 的研究，Uber 的司机很多都有大学学历，比出租车司机和私人司机的学历明显要高。他们在这两组人中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对比：48% 的 Uber 司机都有大学或者更高的学历，而在出租车司机和私人司机中这个比例只有 18%。
在这种每个小时，或者说每 15 分钟都可出售的情况下，只有一些工人能从中得益。概括来说就是：随着市场技术越来越高效，在决定什么人能够大赚、什么人会亏损方面，人的能力和背景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一些工人可能会亏损，只要假设一个这种服务——以及所有的自由职业和外包服务都不存在的情况。让我们假设一家软件公司接到了一份定期的项目执行合同，但是它不得不全部依赖现有的全职员工。这家公司接下来必须对它的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会处理各种各样可能会有的项目，这样一来，公司内部培训的成本就会增加。然而一切都是平等的，因为培训使公司的成本增加，工人的工资就会减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受益的是那些需要公司内部培训的推动而去获取新知识的员工。但是，那些好学的员工可能已经通过自学学会了这些知识。这些员工接受了他们并不需要的公司内部培训，这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工资少了，而且他们可能会比在一种鼓励自我培训和自由职业的经济机会的情况下要赚得少。有一个结果便是，假如Uber 的做法得到推广，将会使企业的内部培训减少，而且可能会要求员工有较强的教育背景。在理想的情况下，正规教育将会重新得到关注，以便人们为后续的自我指导和再培训做准备。
员工评估的方式也将可能变得不同。Uber 的司机由客户搭乘之后在网上评分，不需要面对面交流，这种做法有利于激励司机，使他们比传统出租车司机表现得更加有礼貌，更有可能提供清洁的车辆和几瓶水。
当前在线评分的一个问题，便是信息并非全部公开。举个例子，一名优秀的 Uber 司机的评分只可以在 Uber 内部看到，无法轻易地向外部输出，从而为这名司机争取其他的好工作或者工作机会。也许将来 Uber 或者其他的服务机构会以一种更加普遍和可以公开验证的方式为它们的员工评级。那样将使这类服务机构更有利于那些有上进心的人，而且与那些毕业于低层次的学院和大学的人相比，他们的资历可能会更加具有竞争性。
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新的服务行业将会有多么重要，但是有一点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许多客户喜欢它们。而且还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至少有一些工人可以从这种新的安排中得益，虽然这种影响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可能会是个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应该回头走老路，而是应该想想，如何充分利用这个迷人但却有时令人不安的新世界。我们的行程才刚刚开始。
作者 Tyler Cowen 是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
翻译 is译社 曾小楚
(编辑：mao35 来源：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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